君子人格既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也是數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塑造的中國人的理想人格。“君子”既是一個倫理范疇，又是一個實踐范疇。對君子的闡釋與求索，不僅散落在典籍里，更凝聚在中國人身體力行的實踐中。
新中國成立前后，形成了一次科學家歸國潮，錢偉長1946年歸國，彭桓武1947年歸國，鄧稼先1950年歸國，錢學森1955年歸國，王承書1956年歸國……在這一批歸國科學家中，有多人成為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他們是新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的開拓者、領軍人物和中堅力量。
這批科學家出生在動蕩的年代，少年時代便樹立起救國救民的人生理想，青年時期大都在西方國家進行學習，學業完成后絕大多數人獲得了良好的物質生活條件。而在祖國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毅然放棄了舒適的個人生活和可能榮登最高科學殿堂的機會，回到祖國。他們身上浸潤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君子人格在他們身上得以繼承發揚。這種人格就是把個人的發展與群體發展結合在一起，在社會、國家、民族發展中實現自我價值。
君子喻于義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出自《論語·里仁篇》。喻，意思是通曉，明白。君子懂得的是道義，小人懂得的是利益。一個人做事如果首先考慮的是“義”，他就是君子，若首先考慮的是“利”，他就是小人。君子做事，以義為準則，只問此事當做不當做；小人做事，以利為準則，總是計較做此事對自己有多大的好處。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彭桓武，一生獲獎無數，他卻淡泊名利，對于各種頭銜并不看重。晚年，他把所有獎金悉數捐出，用以幫助那些早期在核工業研究中健康受到損害的同志，沒有給自己的親人留下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他晚年自己買菜，自己學習做飯，始終沒有請保姆照料自己的生活。閑暇時，他喜歡一個人去香山櫻桃溝游玩，每次都乘公共汽車前往，堅決不坐研究所的汽車。他說，“坐小車就不去了”。
1947年，彭桓武回國時，有人問他為什么回國，他回答，“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義”與“利”，對彭桓武來說不構成一道選擇題，因為“君子義以為上”是他唯一的答案。
君子坦蕩蕩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出自《論語·述而篇》，意思是君子心地平坦寬廣，小人卻經常局促憂愁。坦蕩蕩就是心地光明磊落，沒有不可告人的污濁之事，所以心安理得。君子立志遠大，有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勇于承擔責任，不屑于在個人小圈子里打轉，而要在為國、為民、為天下的事業中實現人生的價值。君子一要敢于擔當，二要能夠擔當。
王承書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女功臣”，她的學生諸葛福在一篇文章中講到過這樣一件事：1974年，大型擴散機的關鍵部件之一——動密封通過了單臺試驗，性能良好。國防科工委和二機部主要領導來研究院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的定型問題。在會上，匯報人夸大了動密封的成績，會議討論呈現出可以定型的氛圍。科技人員雖有不同意見，但沒人發言。此時，王承書本著實事求是、對國家負責的態度，大膽地提出異議。她請求上級再給半年時間，進行擴大試驗再做定論。王承書的意見言之有理，與會者和上級主管部門表示贊同。后來，經多次擴大試驗，證實動密封確實不具備工業生產條件，王承書用自己的科學精神和擔當精神為國家避免了損失。
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出自《論語·為政篇》，這句話直譯是君子不像器皿一般，只有一定的用途。孔子主張人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通過后天學習獲得的。君子博學多識，能力往往是多方面的，能勝任多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只能做某一方面的事情，這就是“君子不器”。
我國近代力學之父錢偉長的一生堪稱傳奇。他一生學過十幾個專業，科研生涯涉足幾十個行業，在多個領域均取得了重大成就，是一位罕見的通才。錢偉長對國家興亡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曾經說過：“我沒有專業，國家需要就是我的專業。”錢偉長以報效祖國、服務人民、奉獻社會為導向，善于解決實際問題，被稱為“萬能科學家”。他的一生體現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韌品格和“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樂觀態度，是“君子不器”的典型代表。
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出自《論語·子路篇》，君子以“和”為準則，追求人與人的和諧融洽，但不會盲從附和；小人則相反，雖處處盲從附和，但實際并不講求真正的和諧貫通。在孔子看來，在與他人相處時，如果能做到“和而不同”，那就是君子。君子可以容納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即使對于與自己意見相左者，也能與之和諧相處。
《錢學森書信》一書收錄了著名科學家錢學森1955年至2000年之間給1000多人寫的3331封信。其中有一封1986年1月8日寫給科學普及出版社編輯部的信，信中說到該社出版的一本《茅以升文集》中，有茅以升在1961年寫的一篇文章：《先掌握技術后學基礎理論是錯誤的嗎？——對〈科學技術工作的基本訓練〉一文的商榷》。錢學森說：“茅老當時說的就是我寫的那篇東西。”他建議：“《茅以升文集》第二次印刷時，最好能指明茅老評議的東西是我寫的，我應負文責……我想這種文風也是合乎茅老提倡的科技工作者道德規范的。”科學的目的本就是追求真理，錢學森和茅以升在學術上的不同觀點，絲毫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友誼。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句話出自《周易》，意思是君子應當如天一般自強努力，無有止息；君子應當如地一般寬厚仁德，承載萬物。這兩句話集中體現了《周易》的精髓，告訴我們自強和包容的品質，是君子的立身處世之道。張岱年認為這兩句話是對中華民族精神核心內涵的最佳概括。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長杜祥琬評價鄧稼先說：他是作為我們的一種精神的榜樣。這一輩人的精神要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以民族振興為己任的奮斗精神。
1985年7月，鄧稼先被確診為直腸癌。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而當時中國的核武器事業處在關鍵的發展階段，這令他心急如焚。他躲過醫護人員，掛著引流瓶，拖著虛弱的身體，擠上公共汽車，去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就在去世前3個月，鄧稼先忍著劇痛和于敏給黨中央寫了一份有關核武器發展的極為重要的建議書，這份建議書是在鄧稼先一邊化療、一邊由夫人許鹿希不停地擦拭滿頭虛汗的痛苦狀況下寫就的。1986年完稿后，鄧稼先讓許鹿希立即把建議書交給有關領導，他只說了一句話：這比你的生命還重要。
鄧稼先去世前，楊振寧去醫院看望他，問：“聽說你搞核武器只得了10塊錢獎金？”鄧稼先說：“不對，我得了20塊錢，原子彈10塊錢，氫彈10塊錢。”許鹿希曾對楊振寧說，中國研究核武器費用比外國人少很多。楊振寧說，若算上科學家的生命，計算結果就不一樣了。為了中國的核事業，鄧稼先還預支了自己的來生，他曾說過，“如果有來生，我還選擇中國。”
費孝通認為，現代化應當是一個“文化自覺”的過程。文化建設就是樹立國人的文化自省，培養人文精神。文化建設最終是人格建設。君子人格雖然是儒家所倡導的觀念，但是建立在儒家大同思想的基礎上，根植于時代，它又具有與時俱進的本色。
新中國成立后，各項事業百廢待興，歸國科學家的專業知識正是建設新中國所急需的。他們回國后充分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投身科研實踐，為新中國的國防建設、農業發展、醫藥衛生、航天、核物理等事業發展獻計獻策，在重大項目中擔負主要任務，在他們的刻苦鉆研和銳意創新下，新中國科技事業得到快速發展。他們堅守學術操守和道德理念，把學問和人格融合在一起，把愛國之情、強國之志、報國之行統一起來，把自己的夢想融入祖國建設的壯闊奮斗之中。在他們的科學之路上，閃耀著君子之道的光芒。
（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作者：張丹丹）
